世界500強名單上的中國企業數連續10年增，去年已達95家，直逼百家大關;這難免使得中國速度、中國模式成為國際論壇的熱門話題，中國企業無疑有自己的成功經驗可以總結。但是在這種背景下有人仍然質疑中國式管理的存在。作為一種學術爭鳴未必不可;但是如果斷定其有“致命缺陷”則容易混淆視聽。對中國式管理的“缺陷”正本清源，避免妄自菲薄，有助于企業家在助推“中國夢”的過程中更好地揚長避短。
從中國式哲學與中國式企管說起
姑且不論中國式管理是否有種種“致命缺陷”，首先需要廓清中國式管理所指的對象。可以肯定，從管理的自然屬性來看，沒有“中國式”、“外國式”;但是在管理的社會屬性上，中國企業無疑會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哲學的影響總會投射到管理實踐中。然而，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國際關注的中國速度、中國模式正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而不是此前的社會背景。我們不妨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管理經驗稱之為中國式企管，在經濟轉型中弘揚其中的優勢，同時與此前由專家強調的“中國式管理”區別開來。
應當承認，中國哲學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既有自覺或不自覺的消極發揮，更有人在積極繼承。實踐中的這兩種表現與中國哲學糟粕與精華并存有關，盲目推崇與全盤否定顯然都是錯誤的。應當承認，中國哲學是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科技尚處于早期探索階段開始醞釀的，如果按照現在的標準來衡量早期的認知，不難發現其中的一些稚樸之處，但也不應忽視其中可貴的創新基因。在對中國哲學給予必要尊重的前提下，與其說其中的糟粕在反市場、反競爭、反科學、反民主、反人性、反創新，不如說應用者的理解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
從企業的成長來看，企業家隊伍同樣魚龍混雜。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朱海將企業家分為兩類：一類是不顧商業行為是否正當，把賺錢放在首位，這類商人沒有“什么是正義”的意識，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地去巴結政府官員，和某些政府官員形成利益共同體，不惜將中國哲學中的巫術運用到極致。第二類是拒絕權力投機帶來好處誘惑的企業家，像王石堅持“不行賄”那樣是非分明，他們艱難開拓，忠實地實踐中國哲學取之有道理念。正是在后一類企業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構成了中國式企管豐富的實踐經驗。
顯然，對“中國式管理”的質疑如果針對的是中國哲學在現代管理實踐中的不良運用，那不會錯;但是如果將這種不良運用全部算在中國哲學的賬上，那就成了一種偏見。在實踐中，即使存在著質疑者所說的不可重復性、蔑視數字、職業能力丟失等等管理弊端，也不能以偏概全，沒有理由將它們當做什么先天的致命缺陷;因為我們完全可以在中國哲學的運用那里找到相反的例證：
思維模式恰恰不缺“可重復性”
認為中國哲學的運用不具有可重復性的觀點指出，傳統農業或商業時代的“管理就是管人”的定義，已經被“管理一個組織”所取代，這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以為中國哲學在管理中的應用不利于崗位或職務的可重復性、組織機構的可復制性，則值得商榷。實際上，現代管理的可重復性主要指的是生產工藝、市場流程以及商業模式，中國哲學雖然不能直接代替類似的可重復性，并不等于不能為“中國式管理”中的可重復性提供指導。比如五行原理就是一個可復制的思維模式。用五行配五臟，可以得出對人體的認識：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用五行配五音，可以構成中國古典音樂創作模式：角屬木、徵屬火、宮屬土、商屬金、羽屬水。類似對五行原理的復制，例子不勝枚舉。
中國哲學中可復制的思維模式雖然容易被蒙上神秘的色彩;但這并不等于它在現代管理中沒有用武之地。比如有研究者將五行原理所講的金、木、水、火、土稱為企業的“五大法寶”，認為其對目前中國企業轉型升級仍然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將核心競爭力視為“金”、將駕馭變化的能力視為“木”、將創新組織力視為“水”、將價值提升力視為“火”、將資源整合力視為“土”等等。毫無疑問，企業必須具備上述五種能力，才能維系自身的平衡發展。企業家可以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動態平衡原理，一方面積極促進上述五種能力的循環，另一方面需要發揮好這五大方面相互克制的作用，從而保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研究者告訴我們，縱觀世界各地卓越的企業、能夠持續百年以上的企業，無一例外地各自以獨特的方式精妙地維系著本企業的五行平衡。這其實也是在不斷地復制五行原理，即不同時期的不同領軍人物根據不同情況，及時正確地進行五行配置。無論他們是否認識到了五行原理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對企業抱著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而不是在進行推卸責任的所謂太極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