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員工難管。他們喜歡解決問題而不是取悅老板，他們討厭繁文縟節的官僚主義，他們無視企業內的層級制度，而且他們很容易厭倦。更重要的是，你的競爭對手很可能一直在努力想要把他們挖走。本文總結了明星員工的七個共同特點——每個特點都會令老板感到頭痛。想要管理好這些聰明人，你必須做一個仁愛的保護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老板。盡管他們聰明有能力，但是他們同樣需要你的保護。如果你能恰當地展示自己的專長和權威，并給予他們大顯身手的空間，他們就會尊重你。
瑞士制藥業巨頭羅氏公司(Roche)董事長兼CEO弗蘭茨·胡沫(Franz Humer)對發掘新創意的艱辛深有感觸：“在我的研究事業中，規模經濟是不存在的。”他說“如今我們每年在全球產品研發上的花費高達40億美元，在研究領域里，沒有規模經濟，只有創意經濟。”
按照胡沫的說法，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它們的競爭優勢不是靠成本效益(cost efficiency)所創造的經濟效應，而是靠創意和智力資源所創造的經濟效應。在企業實踐中，這就意味著公司領導人必須營造出一個環境，讓那些我們稱之為“聰明人”的員工能夠大展才華。這些絕頂聰明的員工人數不多，他們憑借企業提供的資源，運用自己的創意、知識和技能為企業創造出高得多的價值，比如編寫一段新程序的軟件工程師，或者合成一種新藥的藥物研究員，他們的一項成果可以讓全公司十年衣食無憂。
現在，幾乎所有的企業高管都認識到了網羅這些極富創造力的天才人物的重要性，然而，將他們招至麾下只是成功了一半。正如位列世界最大廣告傳播集團之一的WPP廣告公司CEO馬丁·索雷爾(Martin Sorrell)最近對我們所說的：“創意行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它的規模不經濟，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公司里富有創造力的員工人數加倍，并不意味著公司的創造力也加倍。”你不僅要吸引那些有才干的人，而且要創造一個氛圍來激發他們最大限度地發揮潛能，為企業及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創造財富和價值。
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說聰明人有一個共同特征的話，那就是他們都不想被人領導。這顯然給他們的領導人制造了難題。在全球化趨勢下，這個問題更加突出。現在，聰明人的流動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他們不僅可以在波士頓，也有可能去班加羅爾或者北京工作。這就意味著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他們不會在某家公司等著養老。他們知道自己的價值，而且他們希望你也知道。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們潛心研究領導力命題，尤其是關于被領導者對領導的期望問題。我們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從案例研究而不是匿名的隨機問卷調查中獲取我們需要的數據。開放式訪談是我們一個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背景包括五大行業領域：以科研為基礎的行業、營銷服務、專業服務、傳媒和金融服務。為了撰寫這篇文章，我們采訪了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藝電(Electronic Arts)、思科(Cisco Systems)、瑞土信貸(Credit Suisse)、諾華(Novartis)、畢馬威(KPMG)、英國廣播公司(BBC)、WPP及羅氏等企業的一百多位領導人以及他們手下的一幫聰明人。
隨著訪談的深入，我們覺得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領導人和聰明員工之間的心理關系，與他們和普通員工之間的心理關系很不一樣。聰明員工希望自己創意的重要性得到公司的高度認可和保護，同時自身享有探索和失敗的自由。他們期望領導和自己同屬一個智力級別，但又不想看到領導的才智蓋過自己。這并不是說所有的聰明人都一樣，也不是說他們走的是同樣一條路，但是，聰明人的確具有一些特定的共性，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吧。
理解聰明人
和近些年來某些輿論導向相反，CEO們并沒有完全為極富智慧和創造力的員工所左右。當然，一些極有才華的個人，比如藝術家、音樂家以及其他自由職業者，能夠憑借一己之力創造輝煌成就，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聰明人對組織的需求不亞于組織對他們的需求。沒有組織提供的資源，他們難以施展才能。古典音樂家需要一支管弦樂隊，科研人員需要資金和一流的實驗室設備。然而，他們需要的還不僅僅是資源。正如一位跨國會計公司的開發總監所言，聰明的員工“可以產生偉大的創意，但是如果沒有相匹配的系統和規則，他們也出不了多少成果”。
對于企業領導來說，這是個好消息。但不幸的是，資源和系統再好，如果沒有聰明人來用的話，也是白搭。更糟糕的是，這些聰明人很清楚，你非得雇用他們才能得到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如果企業能夠直接從聰明人的大腦和人際網絡里挖掘出知識的話，那它只需要建立一個更好的知識管理系統就行了。可惜，沒有什么系統能夠捕捉到隱性知識，這真是知識管理迄今為止最大的缺憾。
聰明人對企業的態度反映了他們的自我價值感。我們發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藐視層級制度。雖然他們很清楚工資獎金是和工作表現掛鉤的，但他們對升職獎勵還是常抱著一副無所謂甚至鄙夷不屑的態度。所以，不要指望用花哨的職位頭銜以及新的職權來誘惑或挽留他們。他們更愿意在下面切切實實地做一份事，即使這當中時常會和手下人發生矛盾。這也不是說他們對自己的地位滿不在乎，相反，他們在乎，有時候還相當在乎。某個研究人員可能會假惺惺地說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頭銜，但另一方面又堅持要別人稱他為“博士”或者“教授”。這里的玄機在于，聰明人認為自己是企業之外的專業群體的一員，企業內部的層級制度對他們來說沒有什么意義。在專業圈子的交往不僅有利于他們的職業發展，而且這種脫離組織之外的專業群體的反饋也有助于他們找到自我。
對層級和官僚制度的淡漠，并不會造成聰明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清高。一家大型媒體集團的董事長告訴了我們一個典型例子，某位全球聞名的記者，極度聰明，對什么事都喜歡質疑，是公司的業務骨干。他在新聞編輯室里總是擺出一副對“上頭”所做的一切深表懷疑的樣子。實際上，他對公司的領導方式和戰略方向清楚得很。盡管在公開場合他時常表達出對商業這一套的不屑，但私下里，他對公司的發展前景、公司與重要客戶的關系等方面總能提出切中要害的問題。另外，在公司與政客、媒體同僚及客戶的關系處理問題上，他也坦言了自己對公司的支持。但如果你準備了60張PowerPoint幻燈片要開一個戰略會議，最好不要邀請他，因為他免不了處處挑刺。明智的做法是隨時讓他了解公司業務上的主要動向。
和這位知名記者一樣，多數聰明人對不真誠的敷衍非常敏感，并且反應過激。藝電公司的的全球首席運營官戴維·加德納(David Gardner)對此深有體會。因為他領導著許多聰明人。藝電公司在全世界有7200名員工，開發源自于FIFA足球賽、模擬人生、指環王、哈利·波特等題材的互動娛樂軟件。在采訪中，加德納告訴我們說：“回想過去的那些失敗經歷，有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在處理和員工的關系上，說了太多的恭維話，而很少談到實質性內容。員工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當有什么問題擺在面前需要解決時，出于對員工思維能力的尊重，必須進行開誠布公的對話。”